发布时间：2008年11月20日
“我们对教育比较大的误解就是教育发展要市场化，哈佛、斯坦福、普利斯顿、耶鲁这些顶天立地的学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不以赢利为目的，校长的主要目的不是挣钱。”
“我们不能把贫穷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三鹿奶粉事件的借口。我们整体的商业价值观需要有一定的反思。不能因为要多追求十个百分点的盈利就超越底线。”
“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做了董事长、总经理，30岁以后很难交到铁杆的朋友，痛苦和喜悦也很难分享。我们的‘超团队文化’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提高了他们在校学习期间有关事业发展和企业管理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因为有一批无任何生意往来但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生活的质量也大大提高。”
商学院院长的主要工作不是挣钱
国际航空报：当初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接受了李嘉诚先生的邀请担任长江商学院的校长？
项兵：我在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与高级经理短期培训项目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建立一个涵盖泛亚洲的商学院，包括日本和韩国。众所周知，斯坦福、哈佛等全球顶级教育机构都由私人捐资。那么，全世界华人当中，最有资格捐资创建世界级商学院的，就是李先生了。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最富有的华人，还有他在管理上受尊敬的程度，他探索的管理模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此外，还有几点原因很重要：第一，作为一家独立的商学院，长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立精神和文化，这对于长江实现世界级商学院梦想，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李嘉诚基金会的财力支持，使长江的教授们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创造出原创的对管理实践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想。超越把西方管理理念传入中国的传声筒模式。第三，不用营营役役头疼于如何赚钱，这有助于营造优越、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第四，李嘉诚先生心怀祖国的爱国报国情怀深深打动了我，我们都拥有着同样的梦想，那就是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世界级企业家。
国际航空报：长江商学院的生源是以民营企业老总为主，为什么你们特别重视这样一个群体？
项兵：中国确实需要真正的世界级商学院，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能吸引一批世界级教授。其次，一定要研究中国企业面对的挑战。为什么把新兴市场、民营企业作为首要研究对象与客户呢？斯坦福、哈佛不会研究中国企业，即使研究也是个别教授的兴趣，这就是长江可以胜过它们的优势所在，即差异化战略。
长江商学院的使命是，为中国培养一批顶天立地的世界级企业和企业家。我们最初定位，研究重点就是民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企。MBA培养的是未来的商界领袖，进来是排长，出去希望是优秀的连长、营长，这一点很重要。但在中国目前发展大势下，我国民族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都未受过系统的管理训练，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和美国不同的道路，短期内我们可以把管理教育的重点放在企业的高层（如董事长总经理上），要从司令和军师长的培训着手。所以从社会责任与效益的角度考虑，还是把EMBA项目作为目前的一个发展重点。
一些人认为办商学院及EMBA项目是很挣钱的，其实这对于长江商学院是不符实的。一个严肃的商学院，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级教授队伍，并给与教授世界级的研究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使商学院超越“培训机构”。 世界级商学院没有赚钱的，美国顶级商学院的学费占他们营运成本的20-30%。为了挣钱而办学，很容易使学校丧失灵魂。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耶鲁这些顶尖的教育机构之所以成功，原因是一是因为富商与校友的慷慨捐赠，教授们可以潜心于研究与学术，校长的主要目的不是挣钱而是打造世界级的教育机构。长江的不同之处是李嘉诚基金会的强大财务支持，使得长江商学院得以专注于打造世界级的商业机构。
国际航空报：国内一直提倡自主创新，但您似乎认为中国企业走向成功不一定要走这条路径，还有很多其他打法，这种理念来源是什么？是不是跟你长期在国外任教和学习有关？
项兵：这和我的持续学习与沉淀有关。我认为，最重要是思维和视野的超越。1840年至今，我们考虑问题多是自下往上看的仰视，西方的东西高高在上，我们考虑的是西方的理论与理念如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这种思维下，我们的选择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或者只折中。这种视野与思维方式集中在拷贝与追赶，在这种思维与视野的理想国之中，也少有引领与超越。这有点像在在达芬奇的空间，要超越达芬奇。 这就是为什么我近年来一直弘扬从月球上看地球，倡导自上而下的俯视。
如果我们做不到视野和思维方式的超越，就很难把咖啡做成星巴克，也不可能产生Google， MySpace和微软这样的伟大商业机构。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其GDP的82%，这些服务业的顶级企业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核心技术，如星巴克、沃尔玛、高盛，但同样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世界级企业。我们也许需要超越“科技”而从更为宽泛的视野来考虑中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可以说，视野和思维的拓展，可能帮助中国企业打开一片崭新的天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定要学会运用全球视野，整合全球资源，把整个世界看成我们的。这有可能要求我们超越民族品牌的狭隘，我们要向全球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超越，不是追随，也不是拷贝。
中国企业真正突破:主流行业与主流市场
国际航空报：你的一些理论比如新洋务战略、链条对链条的竞争等，在国内的适应性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项兵：新洋务战略有三个撬动世界的杠杆，这都与庞大的国内市场相关。第一个杠杆是服务企业的高市值，比如工商银行和中国移动，一度成为行业内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些高市值的公司，可以通过同行业国外同世界级企业换股的策略，与顶尖跨国公司全球合资。比如中国移动，可以考虑和沃达丰换股。我帮你应对中国市场，你帮我应对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中国移动和沃达丰联手，称霸全球通信市场——这就是撬动世界的杠杆之一。
另一个杠杆国内市场订单，这运用的是“链条对链条的竞争”理论。从整个产业链看，一些行业的中国国内市场订单占全球市场订单比重很大，比如电力设备、轨道机车等。通过下游订单换上游股权的策略，与行业内上游全球顶尖跨国公司全球合资，共同称霸全球市场。比如国家电网每年电力设备采购超过3000亿人民币，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和全球三大电力设备制造商之一进行全球合资的一个杠杆。
第三个杠杆是外汇储备。中国企业善于做产业链中间的加工环节，但附加值最高的产业链两端，则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从国家层面来看，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风险在两头。所以我指出，我们可以拿出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参股全球产业链两端非常优秀的跨国公司。我强调不是参股一家公司，而是全面参股行业中的几个领头羊企业。我们应尽可能避免控股型收购，因为我们现有的管理能力还不强。
国际航空报：看上去你的很多理念适用于国内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它要有能力去换股，但是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出路在哪儿？
项兵：我认为，中国企业需要改变的，首先是思维方式。比如，长江商学院十分重视人文学科对于管理学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们并没有派教授去学基督教，学伊斯兰教，而是说服新儒学大师杜维明教授担任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他已经是人文学科内的世界级大师，是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小组杰出人士”成员。借助杜维明教师的力量，可以为我们组织一个世界级的人文教授团队团队。这样，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启动之日起就是世界级的，我把全世界的人文学科沉淀都看成是我们的沉淀。可以说，思维境界高度不一样，做法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部分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能够在思维上超越传统，跳出现有的模式考虑问题。中国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视野太过于“中国”，思维同质化。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在价格、成本，竞争结果往往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种做法，当我们中国企业成为一个行业的主流玩家时，这个行业的中产阶级就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了。
企业追求盈利不能越过底线
国际航空报： 2008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很大危机，广东，浙江的一些制造商纷纷倒闭，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你觉得这些制造企业未来的出路在哪儿？
项兵：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政府手里有N多牌，比如减税、降息等，都是维持经济稳定的有效手段。当我认为，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应放松市场管制，将更多的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活跃市场，促进竞争，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比美国等其它发达国家的政府拥有更多更有效的经济刺激手段。
国际航空报：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暴露了我们国家奶制品行业长久以来存在的可怕现象，你是否分析过企业违背商业道德做出这样事情的真正原因？
项兵：一般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牛奶中会被加入三聚氰胺，连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都没有检测出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找任何借口，而是要对整体商业价值观进行反思。企业不能为了追求几个百点的收入增长率就超越价值底线。 如果我们个人与机构漠视道德底线，我们多年构建的商业大厦可能轰然倒塌。几代人奋斗而获得的品牌与声誉可能会毁于一旦。发自内心的对道德底线的认同与重视是一个企业被国际商界接受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逢场作戏和任何侥幸的心态。
国际航空报：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注重研究中国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一些企业家甚至说自己喜欢读《西游记》、《三国演义》，他的决策都是来自于这些名著。你怎么看待中国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项兵：对我们先哲留下的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我们可以给予充分地尊敬、吸纳与传承。中国文化必定有很多精华，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其中的局限性，我们应积极思考超越传统之道。更为重要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有全球化视野，积极地全球学习。这样，我们才能驾驭未来的世界级企业。
国际航空报：你一直认为中国虽然出现了很多富人，却很难出现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有一个管理咨询专家也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没出过一个世界级企业家，你怎么评价国内的企业家群体？
项兵：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的努力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在非主流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产品的产量做到了全球第一。但在主流行业，民族企业迄今为止却没有实质性突破。很大程度来讲，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把低附加值、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企业要意识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未来，我们的梦想应是进入主流行业和主流市场，向全球产业链价值更高的环节拓展。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一批富商，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出一批富可敌国的巨富，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们可以出一批世界级的商业机构。
企业不可能办世界级商学院
国际航空报：严介和创办了一个“香山论箭”机构，他认为纯粹的大学办商学院没有前途，因为教授没有企业的实战经验，你怎么看他的观点？
项兵：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企业办大学而成为世界级的。从哈佛、斯坦福到普利斯顿，这么多优秀的商学院都是非企业办的。企业大学的问题是，难以容纳世界一流的教授授课，教授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很宽泛的。
不过，企业在推进管理教育方面有它的独特性和作用。比如作业成本系统，由日本企业发明，被美国顶级商学院总结出来了，推广天下。商学院可以将企业的实践理论化，这样看，一个企业再伟大，都更像是一棵树，它的实践可以成为一个案例。企业在商学院的核心价值不是你成功不成功，而是有没有被其它企业可借鉴的意义。哪些方面是可以被复制的，哪些是需要回避的。因此说，商学院教授和企业家应该是互补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的。
希望能够影响企业家的思维方式
国际航空报：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你理想中的事业吗？
项兵：是这样，而且一直没改变过。我本科毕业以后到加拿大读MBA，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应该做研究，更重要的是用现代的管理理论与理念去武装一批掌握巨大资源的中国企业家。如果他们的思维有了积极的变革，他们会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这样看，如果说我加入一个公司，影响的可能就是一个公司。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如果能把一批优秀的管理学教授请到中国来， 培养一批世界级企业家并推动中国产生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这就是最理想的事。
国际航空报：在从事商业教育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项兵：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学员的收获：一是他们业务取得成功，二是很多同学在长江学习后，能够交到了许多非常好的朋友。因为这一点他们变得更阳光、更乐观，更正面，用更积极的态度应对自己的生活。董事长，总经理变得happy了，员工也就变得happy了很多，社会效益被逐级放大，这就不仅仅是公司销售收入、利润的增加。
我们希望长江商学院能够真正把国内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还原成“人”。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做了董事长和总经理，30岁以后很难交到铁杆的朋友，痛苦和喜悦也很难分享。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提高了他们生活的质量，他们彼此之间业务上没有任何往来，却共同分享喜悦，承担痛苦。
国际航空报：刘小枫写了一本书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你觉得你这代人的理想和担忧是什么？
项兵：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太考虑成败。以成败论英雄最大的问题是太功利。如果这件事真的有意义，失败的经验也许对后来也有很大的作用。每个人如果都享受最后得成功，这未免太自私太狭隘了一点。
我有两点希望，第一希望中国能出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像IBM、丰田，只有这样才能夯实中国经济，企业才能大而强，中产阶级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是创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次，我希望中国能出一批世界伟大商业机构的领军人物。我希望20年，以后也许更长的时间，长江的MBA毕业生可能会成为IBM、丰田这样的公司的全球董事长。长江为什么要在全球商学院首家引入人文学科？就是希望培养充满激情，有非常深厚人文精神，同时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家。
至于担忧，我认为很多企业家还是太着急了，缺乏“憋得住”的精神。此外，我们的企业家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而产生自满情绪。在全球化的今天，学习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再成功也要向全世界学习，丧失了学习能力会出大问题的。
对比印度，我看到，虽然印度一些城市显得又脏又乱，基础设施目前无法和北京、上海相提并论。 但印度却出了一批顶天立地的世界级企业家。他们的全球视野、全球对接能力都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他们全球收购，攻城掠地，真的是带给我们非常大的震撼，他们已经具备了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
（原文发表于2008年11月2日《国际航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