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8年10月09日
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将近30年的辉煌期。其每年保持3%到4%的经济增速，是靠着四大引擎来发动的，分别是金融、文化产业、高科技、医药。金融是其中最大的引擎，一直到2006年，美国都是依靠金融创新、产业结构的变更，保持着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
但本次的金融危机，一方面是金融创新走过了头，如抵押债券，引起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也是遇到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牛市之后的调整期。
格林斯潘断言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个人并不同意。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危机持续了10年之久，每4人里就有1人失业。而我个人判断本次危机之后，美国可能会有2年的经济衰退。
美国：A级救市团队
美国现在的两位金融掌舵人伯南克与保尔森，是一个梦幻的救市团队。伯南克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学者，他对大萧条的研究做得非常细致，他早在一年前就提醒过保尔森，由于经济周期与房地产泡沫，美国市场可能在2008年或2009年产生崩溃，并提醒政府必须在此时坚定不移地救市。而保尔森作为一个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华尔街人士，曾任高盛的掌舵手，他的执行力在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行列里也无与伦比。他在共和党内的良好人脉，也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作出决策，为美国体制里的各方所接受。
他们俩一个提供理论依据，一个提供执行方略，我给这个团队的打分可以到“A”。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市场而采取的行动相当有理有节，相当有执行力，其救市逻辑非常清晰：首先，要千方百计维持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为此，政府对市场风险需要干预，但也要尽量少干预，以免对市场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当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时，他们迅速、坚定不移地担当起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建立防火墙，防止金融风险的扩散。
为了拯救华尔街，美联储正式批准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从投行转型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这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市场的自愈能力，避免金融机构过度借债、积累风险的有效方法。大家知道巴塞尔协议里对商业银行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投行转型至混业经营后，也会受到类似的监管，这就让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具有了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在救助AIG的例子上，他们果断地帮助AIG渡过难关，但是定出了两个非常苛刻的条件，政府获得80%股权，撤换AIG管理层。这两条措施既给市场以信心，又放出了明确信号：美国政府不会为市场的愚蠢买单。
这次美国也许需要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的成本来替华尔街买单。但华尔街此前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比这1万亿美元远远要大。金融创新是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从1980年到现在，美国经济以每年3%到4%的速度增长，2007年美国的GDP高达13多万亿美元，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5%就能够产生1万亿美元的经济绩效。
如果仅凭这次金融危机，就断言美国式发展模式、“伟大的博弈”到了尽头，为时过早。美国的消费文化相当深入人心，其在发达国家当中又是惟一有较高人口增长速度的国家，因此我认为美国经济仍会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火车头。我对经历完这波调整后的华尔街仍有足够的信心，金融始终是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难以想像如果美国经济要发展，会允许这个火车头熄火。
不过，本轮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不可能会再如以前一般完全信任华尔街。目前政府出台的救市措施多是为了控制金融恐慌，可以预料的是，在危机过后，政府会针对目前分业经营的投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台一些约束其行为的新法律法规。但他们有可能会矫枉过正，美国国会有时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安然事件后出台的《萨班斯法案》就是约束过紧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已经动摇了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中国：机会与镜鉴
中国股市从6000点下到3000点本来是一个理性的回归，但最近华尔街出现了一连串重大冲击，这种恐慌会迅速蔓延到世界各个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联动的今天，中国政府出手救市也是一种理智决策。
必须在这一轮的危机当中对中国经济保持清醒的认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而如今美国、欧洲、日本三大发动机同时熄火，对中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出口形势造成很大压力。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个取而代之的机会，而应该抓紧用来进行自身经济转型，对国内经济进行大调整，我想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第一，对通货膨胀保持高度警惕，尽量控制住通货膨胀，并在此过程中将能源、资源等价格体系理顺，使整个经济的发展平衡；
第二，用几年时间，把我们的经济结构理顺，其中最大的就是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直接关系理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居民消费相当低，连40%都不到，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罕见的数字。而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在经济结构中占比过高，抑制私人投资的比例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低效。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把更多的钱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放在私营企业的口袋里，从而拉动居民消费和私人企业投资等内需；
第三，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将中国的金融创新提速。金融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包括股指期货、房地产投资信托这些，最根本的是将现有的宅基地、不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等重要资产，通过金融创新实现合理配置，将之放回市场。
如果我们在这次危机中搭建好了基础，在25年以后，中国经济应该有实力与规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国家。
目前，面对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中国应该采取比较理性的投资策略。从资产上说，目前没人说得清楚市场的底部在哪，我们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采取定额、定投的投资方式，按时逐渐地对美国进行投资。除了投资单个公司，也可以购买美国金融指数基金，这样既能相对全面地投资，又可以分散风险。
我们还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做金融人才储备。目前华尔街有几万人面临失业，中国国内的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可以借此在海外吸收一部分人才。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要把国内的金融创新文化建立起来，让境外回流的金融人才有可施展之处，这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子。华尔街关于人才的一个现象是“1+1>2”，就是整合后的人才发挥的能力要大于分散的人才。中国的金融机构现在还不一定有整合人才资源的能力，因此，整体购买一些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股权，也是一种积攒之道。
（原文发表于2008年10月8日《中国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