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企业外交家” ——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陈英（EMBA首期）

在长江首期班学员中，有一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陈英大姐”的学员。因为，论年龄资历，她在班中数一数二；论学习劲头，她也不甘落后，是班里有名的“爱学习分子”；论凝聚人心，她是首期班“果会”的发起人兼会长，还是首期班酝酿中的慈善基金的发起人之一。然而，除此之外，大家对她工作内容和性质却知之甚少。 7 月骄阳似火的一天，《长江》走进了位于紫竹院南路 17 号的中国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企联”）总部，探访了工作中的陈英大姐。撩开中国企联“神秘面纱”后，我们对“企业外交家”的陈英大姐更添敬意。 
“我们是雇主组织” 

如果从陈英大姐大学毕业后不久加入中国企业联合会算起，今年已经是她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而她本人也从一个英文专业的毕业生成长为这个与她服务年限几乎等长历史的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副理事长。在陈英眼中，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单位，而且是培养她也是能赢得她付出毕生心血和才华的大舞台，更是市场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形象地说，中国企联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就好比一块砖和建大厦一样。 

目前，陈英主要负责企业联合会雇主工作即产业关系的工作。这部分的工作内容，不仅要代表中国企联参加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还要参与有关涉及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订，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要指导和协调各地、各行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开展三方机制建设和劳动关系协调工作；参与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活动，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和国际劳工标准与公约的修改和制订，开展与其他国家雇主组织及国际机构的交往与合作。 

陈英解释说，雇主组织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年阶级矛盾特别突出的时候，就形成了两大集团，即老板利益团体——雇主组织和员工利益团体——工会。很自然地，工会为工人利益与雇主组织讨价还价，解决企业在业务运转中出现的矛盾。发展到今天，已经从阶级对抗到双方合作。现在各国包括中国，企业劳资双方主要都围绕着签订劳动合同，如工资、工时、劳动条件、职安、卫生、工作场所的艾滋病防治、男女同工同酬、反性骚扰、禁止使用童工、员工职业发展和就业能力培训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讨论。现在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已经将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作为每个企业的三大支柱。工会与雇主的谈判内容也比过去宽泛了很多。 

做了二十多年国际劳工工作的陈英知道，这些关系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会影响到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以，陈英在平时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在她的工作内容中，除了要去企业传播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知识，近年了还增添传播社会责任的理念，而研究社会责任发展已成为陈英与时俱进的工作重点。此外，她还要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及与此主题有关的其他国际会议，参与劳工标准的修改、制定和研讨。因为企业的基础就是产业关系的基础，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陈英在工作之余还要研究国内外劳动力需求市场、劳动力流向、工资水准、整个宏观调控等资料。

陈英所在的部门和国际组织交流频繁，目前同国际劳动组织、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的各个机构都有合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整个世界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全球的运作机制也随之变化。联合国、各国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就如何建立协调各国关系、各组织关系、跨国企业与各国关系等的新的机制进行讨论，而企业社会责任是这场变革的敲门砖，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探讨问题的共同语言。 

爱读书的大姐 

陈英爱读书是班里有名的，其实了解了陈英的经历，就能知道她对知识的渴求从未停止过。文革期间，陈英在延安延川县插了三年队，又在陕西汉中 012 基地工作了一年。 1974 年， 23 岁的陈英走出基地，来到杭州大学英语系，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虽然进了大学的校门，但学校里除了整天批斗教授，陈英的专业课教育也受到环境所限。作为英语系的一个班级的班长，刚一进杭州大学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参加批斗会，虽然心里十万个不情愿，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去了。被批的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教授，陈英没心思听批判会，却无意中听到一个外语老师和一个语文老师在讨论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文革时，家里的书都被抄了，插队时可以带的书很少。陈英很久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些书。于是，批斗会一结束，陈英就跟着老师后面想借到这本《红与黑》。这位语文老师当时对学生特别敏感，一直不敢借给陈英这本书。但挨不住陈英几天的软磨硬泡，终于借给她一本泰戈尔的《沉船》。渴望读书的陈英只用两天的时间就把书看完了，并且还书的时候坚持要借到那本《红与黑》。 

陈英的执着精神最终还是感动了这位老师，两人从此以后成了好朋友。于是，这位老师还主动找了一个外语老师给陈英等几个学生开小灶，不仅教他们英语、出考题，而且还用他们自己的图书证为陈英借书。这在当时无疑是在享受一种“特权”。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陈英在大学时还是比普通学生更多地学习和基本掌握了英文这门日后对她事业有重大裨益的学科。 
1978 年，陈英回到北京，在中国有色冶金设计院翻译室工作。刚到的几个月，闲来没事的陈英决定去旅行社带团实习，锻炼口语。 1 个月的导游经历，竟让陈英的口语水平比大学阶段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在设计院，陈英经常要带着外国代表团到矿山实地去考察。这次，陈英面对的成千上百的矿产专业名词和术语——白云矿、铜矿、稀土矿……那时，陈英一天要背一千多个单词，经常是狼狈不堪，泡图书馆占据了陈英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1979 年，陈英偶然获悉要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前身），她就主动联系去中国企联工作，经过写作、英语、面试层层筛选，陈英终于进入了她倾心已久的机构，从此一呆就是二十六年。 

进入中国企业联合会后，陈英大姐就先后赴日本、美国接受培训。这之后，求知若渴的陈英还经常在周末到北大、清华听课。但那时的学习，因为“心静不下来，都是零散的”，她仍觉得没有读够书，“没有接受过特别正规的培训，不过瘾”。于是，陈英 2002 年经曾鸣教授指点而选择进入长江学习。第一天到长江，陈英就喜欢上了这里。陈英觉得“进长江的时候，一下子觉得跨不出去了”，因为她被这里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在长江这几年，是我此生最过瘾的时光”。陈英觉得长江非常注重将一些最新的趋势和学生一起分享，长江的教授都是双语教授，他们能够在跨文化的知识中架桥。她很喜欢听项兵院长的课，他充满激情和智慧，因为常到各地演讲的项兵总能带回一些新鲜的理念和案例。陈英觉得自己在长江的学习生活让自己开阔了眼界。在和老师以及各期学员的交流中，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知识，而且也接触到了作为企业家的同学们的直接信息。这些无疑让自己的工作受益良多。 

企业外交家的力量 

问起在联合会二十六年的工作，陈英总觉得“平平淡淡，没有特别值得骄傲的成绩”。但有一件事却让她毕生难忘。就在今年六月召开的第九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陈英和她的团队，不仅使中国雇主组织竞选成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副理事，而且成功撤除了对香港特区政府违反国际劳工公约的控诉。虽然个中意义外人并不能完全体会，但陈大姐认为，这件事情的成功“绝对是多年工作积累的结果”。 

在陈英看来，中国成为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副理事单位意义深远。她告诉《长江》，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运作影响到了各个国家，也干预了各个国家法律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法律而各国现存法律又千差万别，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的法律差别高效地垄断国际资源，这引起了各个国家的愤怒和注意。由于现在整个国际社会真正的竞争是企业的竞争，话语权也从政府转到了跨国公司手中，于是 1999 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提出了“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的概念，倡议企业界（尤其是跨国公司）与联合国机构、劳工和民间社会联合起来，支持人权、劳工和环境领域的 10 项普遍原则，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之一。 

如此一来，联合国直接跟企业对话，这也改变了联合国传统的对话机制，即从原来的联合国对成员国政府到联合国直接对企业。陈英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中国推广安南所提出的“全球契约”的企业社会责任，用公共机制要求企业自律。今年，中国企联成为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副理事单位，不仅有了发言权，还获得了决策权。这样一来，中国企联就能在国际劳工组织重要案例提出等关键时刻，使用投票权参与决策。而在此之前，由于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真正意义的雇主，所以中国始终没有当选国际劳工局理事的资格。据悉，这是 1983 年中国重返国际劳工组织后，中国的雇主组织第一次竞选上副理事，这就表明国际上真正承认中国有真正代表企业和企业家利益，有真正代表企业利益的组织，表明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事实上的承认。 

谈起今年企业联合会帮助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解决投诉案时，陈英更是难掩兴奋与喜悦之情。 
她对《长江》讲述了那次难忘的经历—— 

国际劳工大会有一个实施公约委员会，如果有侵害工人权利的事情发生，工人所在国的工会可以向国际劳工大会控诉侵犯工人权利的任何雇主组织或者政府。在今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菲律宾的工会就控诉了香港特区政府违反 97 号移民就业公约，他们对香港菲佣待遇降低十分不满。香港特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因为担心该案例一旦提交后会直接影响香港的对外形象，既而影响到吸引外资。而投诉一旦在国际劳工大会立案，被诉方就必须向国际劳工大会标准实施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进行解答，并且在劳工大会期间，向各国三方代表在标准实施委员会上解答，如果解答能被接受，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就不会进行下一步的实地调查；如果被诉方的解答不能被接受，国际劳工组织就会派专家组到被投诉地，进行非常彻底的调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规定，只有中国内地的代表拥有正式代表资格和大会发言资格，而香港特区政府的代表只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出席会议，没有发言权。所以，这一次有关香港菲佣问题的解答就必须由中国内地代表——陈英来完成。陈英心里清楚，一国的雇主代表机构不仅代表本国企业的利益，还代表全世界雇主的利益，所以她果断地决定先找标准实施委员会雇主组发言人讲清情况，并提供了充足的申辩材料，然后由这位发言人联络工会方面的发言人进行协商，结果在大会正式讨论前的最后一天，香港的案子终于从大会讨论名单上撤除了。陈英漂亮地解决了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大难题，让香港雇主协会和特区政府劳工部对此感激不已。 

培养企业责任感 

前不久，陈英刚刚去青岛出席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会议，给出席会议的企业做“构建和谐企业”的演讲。因为国外很多人对中国是有罪推论，所以陈英认为，需要让中国企业学会告诉国外合作企业自己是负责任的企业，但如何告诉又是需要技巧的。 
“其实对中国企业来讲，消除误解最关键的是如何宣传自己，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写好报告。”陈英所说的报告就是，每一个企业都需要撰写的环保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企业的员工常常遭受不公平待遇，加上被媒体暴光的企业死伤事故频频，这些无疑影响了那些操作规范的优秀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和增加国际合作。企业的无形资产可以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 

陈英说，作为“企业外交家”，要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国企业做好公关工作。现在，评价企业标准也不一样了，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着信誉危机，所有的企业也都需要对员工承诺、对股东和利益相关人承诺、对社会承诺。因此，企业需要学会在制定经济和社会目标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即需要实现经济指标、产品质量指标和技术指标的同时，必须实现环境保护指标和包括员工权益在内的社会责任指标。企业不仅要做到，还要学会用国际通用语言来表达和沟通。陈英解释说，自己的公关工作首先就是教企业学会如何量化社会责任报告中像腐败、行贿等指标，以及如何撰写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

现在，中国有许多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他们已经直接面临这种来自国际的压力，他们每年都要接受采购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机构的检查。为此，国内已经有一些企业制定了实现所有指标的一体化战略。陈英非常清楚，企业建立一体化的实施机制需要她和同事们不懈的努力。 

现在，很多企业家在事业成功后，纷纷捐资进行慈善事业。对此，和企业家打了几十年交道、并和国际同行保持不断交流的陈英有着自己的想法。“他们是诚心诚意地在做这件事，中国企业家的文化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不能独善其身，应兼善天下，他挣了钱要给社会回报；还有一个，他需要保护伞，是地位的保护，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三是社会责任感。现在很多人有这种爱心、责任感，也有经济实力，也有保护伞的需求。 

拳拳爱国心 

陈英在接受《长江》采访过程中，时刻都表示着对联合会的热爱，因为这里为她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让她一步步成长，一直到今天有所成就。也正是从这里，陈英能够走出国门，开始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也开始了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道路。 

让陈英至今难忘的那件事情发生在 1980 年 4 月。当时，只有 29 岁的陈英第一次走出国门，赴日本名古屋参加联合国区域开发中心 (UNCRD) 举办的“区域开发计划”的培训。当时，培训班上一位来自印尼的老妇人问陈英：“你们那里（中国）是不是穷得很多人穿一条裤子？”这句话可气坏了陈英，她一狠心，拿着联合会发给她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去了商场，并花费上百万日元买了一条当时非常昂贵的裙子。陈英清楚地记得，当她穿着那条深蓝色的纱质晚礼服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同学们还以为是陈英向老师借的，当听说是她自己买的，在场的人全部怔住了。陈英觉得，那一次终于给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在日本培训班上，陈英常常听到菲律宾、印尼、泰国的同学都在说中国的不好，陈英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她当时的反应就是“恨”。陈英说，那时的爱国情“特别狭隘”。慢慢地，陈英开始明白了其他国家学员为什么对中国有敌对的情绪。随着出国次数和接触国际友人的增加，陈英的爱国心也在“变大”，对爱国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如今，每当有年轻人应聘中国企业联合会的雇主部的职位，陈英在面视时都会和他们说一句共同的话，“我们这个单位没有钱没有权，但有天有地。如果你有本事，并且热爱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公益性的事业，那么你就能在这儿充分施展你的才能和抱负”。